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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的唇枪舌剑

2017-4-26 10:15|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314| 评论: 0|来自: 中国组织人事报

摘要: 遵义会议场景画。 在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 ...

遵义会议场景画。

在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则说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得直皱眉头,表情十分尴尬。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稍稍停顿一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一度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但此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大概他也意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将失势无权了,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摘编自《解放军报》 褚银 章世森 晁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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