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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邓小平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

2017-5-10 09:33|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271| 评论: 0|来自: 中国组织人事报

摘要: 1961年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顺义、怀柔农村调查的情况。 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邓小平在京郊(主要是顺义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从时间上看,紧凑及时;从形式上看,深入 ...

1961年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顺义、怀柔农村调查的情况。

       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邓小平在京郊(主要是顺义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从时间上看,紧凑及时;从形式上看,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从结果上看,直接促进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调查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顺义调查的特点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开始了京郊的农村调查。
  邓小平这次京郊农村调查,以顺义为主要对象。同一时间,由北京市委和各县(区)委组织的调查也在进行,在京郊农村形成了中央、市委、区县3个层次的调查网。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调查期间,轻车简从,为不打扰地方,平时住在火车客车厢中。随邓小平参加调查的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委的曹幼民、卓琳、常浦、张大中、廖沫沙等同志。虽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邓小平在顺义时和普通干部一样,粗茶淡饭,连河里打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饭桌。惟一的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
       邓小平在顺义的调查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张。调查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目的明确,围绕重点问题调研。调查工作主要围绕当时调整农村政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如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社员工分口粮的分配、三七开供给制的实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的开展等。
       深入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邓小平既请县委领导对全县自然状况、合作化、农村各业发展变化以及工作情况作汇报,又分别召开了公社、管理区、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会,听取各层次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打消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顾虑,座谈时县委书记采取了回避的做法。除召开座谈会外,他还进行实地调查、入户访问,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
       解放思想,鼓励讲真话、讲实话。刚到顺义时,因为反右扩大化、反“右倾”运动的教训,大部分干部有顾虑,不敢讲真心话,谈到粮食减产的原因时,把“劳力外调多”作为首要原因。邓小平便追问:1959年、1960年劳力外调比1958年少,为什么粮食反倒连续减产呢?看来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是政策的问题,是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有了劲头地就会种好。邓小平带头讲真话,使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实话。
       不尚空谈,边调查边解决问题。邓小平专程对困难的顺义芦正卷村进行实地调查。当看到这个村沙地多,全村吃水仅靠一口井时,便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他们打两眼机井,修上水渠。这样既可以解决吃水问题,还可以发展水浇地,开辟几十亩果园。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改变该村的旧貌。

       顺义调查的成果

       5月10日,邓小平在京郊顺义、密云县考察回来,当天便和彭真一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调整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家庭副业等7个方面的问题作出报告,提出了改进意见。不久,调查组又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向中央及华北局写了6个专题报告,随这些报告还附有基层单位的典型材料19件。
       邓小平的信和报告,明确提出了意见,使许多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建议缩小社队的规模。邓小平来顺义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定在大队,每个大队平均540多户,最大的有2559户。由于经营规模过大,社员对基本核算单位内部运行情况不清楚,意见很大。邓小平提出:是不是可以肯定这样一条,核算单位划小,相互熟悉,相互矛盾好解决,产量就上去了。基本是一村一个,小村可以合并。市委常委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对基本核算单位、包产单位做了调整。
       强调社员之间分配上要有差别。贯彻多收多得多分的原则,口粮分配无论如何不能拉平,社员之间要有差别,这样社员才能放心,才会拼命干。他重申按劳分配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对于征购后的余粮,他提出应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
       建议废除一般的普遍的供给制。邓小平了解到当时农民的工分值很低,干一天分值只有0.30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地方还在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产、生活资料由集体包干的比例很大。邓小平指出:这样不行,要想办法提高工分值,现在条件不够的可以缩小供给制,或暂时实行只包五保户和补助困难户。在听取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京郊其他地区的调查汇报也有相似意见后,邓小平果断指示:今后农村供给制只补助五保户、困难户。
       办不办公共食堂应该根据社员自愿。顺义调查开始时,不仅干部们谈起停办公共食堂有顾虑,怕被打成右倾,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拿不准。当他了解到食堂占的劳动力多,消耗燃料,加工粮食又有损耗,还给社员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时,便在座谈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5月18日,市委贯彻中央的精神,按照邓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义给农村党员发了一封信,说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这个政策一公布,农村公共食堂在自愿的原则下全部散伙,群众皆大欢喜。
       建议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支持手工业、家庭副业的生产。邓小平大胆地提出:社员种自留地有积极性,应予保护。他反问道:自留地种粮食,可以解决口粮问题,还可以养猪和家禽,就不会有浮肿病了,有什么不好?他还肯定了社员种“十边地”(指村边、路边等10种零散荒地)的做法,提出种地的社员因此能吃饱饭,国家不用再供应粮食,实际上就是减轻了国家负担。
       分析粮食减产的原因,大胆地指出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干部的领导问题。在调查顺义粮食减产问题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而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他直接点出政策出了问题,要调整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才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这样,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为农业政策的调整指出了明确的思路。
(摘自《北京日报》 谢荫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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