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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洛阳”期间的林森

2018-10-11 17:01|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48| 评论: 0|来自: 人民政协报

摘要: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国民政府决策迁都洛阳,“图避暴力胁迫谋长期抵抗”。林森临危受命,率政府机构离开南京,到当年12月1日,以国家元首之尊 ...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国民政府决策迁都洛阳,“图避暴力胁迫谋长期抵抗”。林森临危受命,率政府机构离开南京,到当年12月1日,以国家元首之尊坐镇行都洛阳,“以不屈不挠精神应付危局”。
 
 
       领衔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之际,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不及一月。林森虽然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但在强敌入侵、国势垂危的紧急时刻,他安坐南京,照常办公,对稳定社会、安抚人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在进攻上海的同时,调集军舰停泊南京附近下关江面,更大肆渲染日军飞机轰炸南京的流言。使南京国民党当局深感“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于“深夜乃决”迁都。
 
 
       1932年1月30日,林森领衔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言谴责日军对上海的野蛮侵略,表示,“政府受国民付托之重,惟知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际信义,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同时宣布,“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号召全国民众“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国难,勿嚣张,勿畏葸,务使暴力无所施,正义得以申”。当日下午,林森渡江乘车,率国民政府部分人员离开南京,经由徐州、开封、郑州前往洛阳。
 
 
       2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在洛阳召开临时会议,确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洛阳办公的决定;电邀中常委、中执委、中监委“除负有特殊任务者外”,一齐赴洛,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机构移洛办公,“暂定须有主任或副主任一人,并酌调秘书一人,工作人员五至七人来洛”。与此同时,各机关印信、案卷全部解送洛阳;一切文电,均由洛阳收送。5至6日,国民党中央各部委,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会在洛阳正式办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设洛阳分社,开始对外发稿。交通部在西工架设无线电台,供中央各机关及新闻界传递消息之用。
 
 
       迁都洛阳期间,忠于职守,克俭勤政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林森忠于职守,克俭勤政,“以真诚仁男之忱,支震撼危疑之局。惨淡经营”,成为部属效法的典范。
 
 
       迁都洛阳最大的困难是房舍严重短缺。虽然吴佩孚曾经的练兵基地——西工兵营房屋众多,却难以满足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众多机构办公场所的需要。为此,图书馆、省立师范学校、省立中学、部分庙院及私人住宅均被临时征用,一个大院或容数个部委,一个机关或分多处办公,更有部分机构不得不暂设开封或郑州办公。各地公务人员、新闻记者等蜂拥而至,更使城内旅馆一床难求。饮食方面,不仅“众口难调”,且“各种食品价格,亦较平津为高”。市内交通全赖300余辆人力车,自行车仅200余辆。通讯设施落后,信息沟通不畅,全城无一自办报纸,“销行者仅有上海申、新及津大公、益世,报价则较他地贵约一角,街市上几无卖报者之足迹”。日用物资供不应求,市内仅一家稍见规模的百货商店。
 
 
       1932年2月2日,林森抵达洛阳,不顾鞍马劳顿,迅即投入工作,或主持会议,或参与决策,或批发文牍。据2月2日到3月15日期间记载,林森参加的重要会议有:2日,他列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11日,出席中委第二次谈话会,决定电奖上海各界协助驻军捍御外侮之热忱;15日,出席中委第三次谈话会,议决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生活费与政府公务人员同样办理。18日,列席中常会第8次会议,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3月10日,参加中常会第12次会议,决定林森主持孙中山逝世纪念典礼。在主持会议方面,林森是总理纪念周的法定主持人。2月8日他主持了迁都洛阳后的第一次总理扩大纪念周仪式,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机关200余人参加。李烈钧在报告中披露,迁都数日以来,“连朝会议,大计均决”,为抵御外侮,整理内政起见,迁都至我国文化发祥之地的洛阳,“地点与时期实为适宜也”。5月,林森先后在纪念周上作《五九雪耻》和《我国固有道德》的报告。此外,自迁都后,公开发行的国民政府公报冠以“洛”字,到回京前夕,共出版73期,其中经林森所批发的文电、文件占了相当部分。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时局的不断变化,迁都洛阳后的国民政府机构大多属于临时办事性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高层如蒋介石等经常往返于南京、洛阳间。只有林森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常驻洛阳,被视为行都的“象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林森常常微服出访,深入城内大街小巷,考察市场,了解民情,甚或进入店铺品货议价。他发现,洛阳虽然贫穷落后,但民风勤朴淳厚,特别是民众“有一种好习惯,无论士农工商,都起得很早,商家每晨六点钟就开门,这种早起的精神,是很值得赞赏的”。2月10日,林森发出训令,要求一切机关,与“当地人民相安无扰,各机关一切办公用具及员役食住所需,尤须力求简约,凡在事实上无可省约之品,得陈明长官,撙节购置,不得向地方擅自征发,各该地方政府,更不得转向民间藉端派捐需索,如敢故违,应即查明严惩”。
 
 
       洛阳时期的林森,危局下的镇定,困顿时的奋发起到了示范作用。一时,“在洛人员,虽人数寥寥,然在工作上亦莫不以一当十”。
 
 
       力促国民党内部派系停止纷争,抗日御侮
 
 
       在洛阳期间,林森以其自身资历和威望,努力促成国民党内部派系停止纷争。同时,疾呼全民团结,共同抗敌。他在会见记者时公开表示,“当此强邻压境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纵或失败,亦有光荣,本人忝主中枢,当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做去”。“我国军火财政,虽两俱不充,但本人以为除坚决抵抗外,决无委曲妥洽之可能”;“各党各派意见虽杂,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则同归于尽”。1932年5月9日,在洛阳河洛中学举行的中央扩大纪念周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林森发表题为《知耻近乎勇》的演说。他表示,纪念国耻的意义不在年年开会演说,而在通过这种活动,使每个中国人都“抱定雪耻的决心”,若各人立志雪耻,国耻一定能雪。他提出要全国各界“谋大团结”,集中雪耻的力量。而要造就这种局面的形成,“应从自己修身厉行做起,要分子健全,团结乃能坚固,然后才能合群力以对外”。各自勉励,蹈实做去,自可达到报仇雪耻之一日。
 
 
       1932年3月12日,林森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七周年大会上,重温“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训,结合时局和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他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信守秉持和平的特性,“所谓温良恭俭,就是这种特性的表现”。孙中山认定和平“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但是,“和平只是人类生存道德的标准”,面对强敌的入侵和国家的危亡,“必须能奋斗,才可以救中国”。所以,全面理解和贯彻孙中山遗训,一方面要“本着中华民族的特性,以德服人”,另一方面又要“奋斗图存,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林森呼吁,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全国民众要牢记“和平不忘奋斗,奋斗不忘和平”,全国人民一致猛省,救亡图存,拯救国家转弱为强。
 
 
       1932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回京典礼”,自“一·二八”事变以来中枢机构播迁动荡的局面暂告结束。由洛阳返归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会议致辞中,提议并号召全体公务人员本着非常时期“在洛阳时的精神”,“尝胆卧薪,朝乾夕惕”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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