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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求“真”

2019-1-10 09:15|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25| 评论: 0|来自: 人民政协报

摘要: 1930年,季羡林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不久由西洋文学改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并将此作为终生研究的方向,这个转变来自于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 多次听陈寅恪的课,季羡林认为是“无法比 ...
       1930年,季羡林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不久由西洋文学改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并将此作为终生研究的方向,这个转变来自于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
 
 
       多次听陈寅恪的课,季羡林认为是“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寅恪做学问的方法是无征不信、不说空话。“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出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
 
 
       由无征不信的方法,陈寅恪养成了“做学问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的严谨作风”,这都给季羡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36年10月,季羡林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师从著名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更巧的是,瓦尔德施米特和陈寅恪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两人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
 
 
       陈寅恪无征不信的学术规范,来自老师吕德斯的传授。吕德斯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尤其对印度古代碑铭有独到深入的研究。印度每有新碑铭发现而又无法读通时,专家学者就会说:“到德国找吕德斯去!”可见他权威之高。他的《古代印度语文论丛》是对季羡林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对常人来说是极为枯燥的,但季羡林却认为是极为有味、极为灵感的书,“读之如饮醍醐”。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此后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中,他都采用了“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学术规范,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即便到了晚年,也始终坚持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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