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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们的大学生活

2019-2-1 18:45| 发布者: peishanshan| 查看: 73| 评论: 0|来自: 福建老年报

摘要: 本文首发于《福建老年报》3118期13版《悠悠岁月》
       大学毕业已65年。回忆往事,意趣盎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鼎革伊始,变动频繁。以我们的亲历,不妨用3个“三”来描述:其一是三易校名,笔者周雅丽刚入学时学校名为“福建省立师范学院”,次年并入笔者李联明所在的“福州大学”,再一年更名为“福建师范学院”。其二是三迁系址,入学时“福建省立师范学院”和“福州大学”中文系所在的系址分别位于乌石山和长安山后侧的鳌头峰岭,两校合并后中文系迁至桃花山,再后来又迁至麦园路至毕业。其三是3年本科。因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人才,遵教育部决定,我们原本4年的课程压缩至3年修毕,提前毕业。

       当时上大学是稀罕事。招生发榜,华东地区所有高校录取新生的名单刊登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那时笔者周雅丽在厦门复兴路二舅家等录取消息。1951年8月初的一个夜晚,周雅丽二舅的一位好友,手中拿着《文汇报》,在二舅家门外高喊:“阿丽考上啦! ”顿时举家欢腾,她也因圆了大学梦,激动得彻夜难眠。

       进入学校后,我们经历了两任院长,都是慈祥温厚的长者。第一位院长是胡允恭,接任者为陆维特。他俩都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胡院长1923年就入党了,有曲折的革命斗争经历。在他调往南京大学后,接任的陆院长也是一位老党员(1929年入党),是陶行知的学生并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陆院长身材壮硕,双眼炯炯有神,常着一身双排扣的列宁装,操一口颇具特殊韵味的客家口音,谈吐优雅,彬彬有礼。在我们毕业后,他转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因为我们是师范生,每月都能享受国家助学金,起先是9元,后来涨到12元,家庭困难的另有补助。助学金刚好抵交伙食费。学校的伙食办得不错,鱼、肉、蛋、菜俱全,课间操时还免费供应豆浆。因为大家都珍惜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且各方面有保障,同学们都很积极认真地学习。彼时长安山新校区尚待开发,系科分散各处,驻在地虽各设图书馆,但面积小,座位少。晚自修常常无位可坐。大家晚餐后,总是急匆匆赶去。同学们虽基础不同,却也是各有千秋。有的全面发展、科科优秀,有的各有所长,如醉心创作的、擅长评论的、钟爱语法的、迷恋诗歌的、课余专攻古文的,如此等等都不外乎上进、好学。那时的学风真值得赞羡。 

       两校初合并时,我们班有50名同学。1953年秋,学校改名后,原福州大学的17名同学转至厦门大学,又有几名同学因故辍学或先行就业,1954年夏天毕业时,只有27名了。

       同学们虽然来自不同地区和学校,但相处和睦,团结友爱。记得有一个深夜,一个同学突发眩晕、呕吐,室友们被惊醒后,其中一拨人忙着给患病同学清洗,另几个摸黑到卫生室借来担架,连夜抬她到医院就医。一名女同学不慎把一支心爱的钢笔落到污水深沟里,正站在沟边手足无措,男同学张正锐闻讯赶来,取来工具,不顾脏臭,几经折腾,把钢笔捞了上来,还帮她清洗。此类“暖新闻”不胜枚举,而如今这些往事都成了大家温馨的记忆。

       院系经常举行文娱联欢活动。大家围坐在大礼堂里,活动从“拉歌”开始。“外语系,来一个!历史系,来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于是这边《团结就是力量》歌声刚落,那边又响起《我们是民主青年》,此伏彼起,气氛极为热烈。每逢节日,院系还不时开展文艺联欢,大家各显才华。 “1953年的第一天呐,太阳从东方升起……”流畅的旋律,轻快的舞步,如行云流水,使我们至今难忘。那是我们系同学举行元旦联欢时,围坐在人民公园草地上,由林志雄、林天庆、李联明、陈章太等7个人自编自演的一个节目。此前一年,在一次联欢会上,我们还和外语系同学一起跳集体舞,在音乐伴奏下,男生穿红军服装,女生着连衣长裙,翩翩起舞:“正当梨花开满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亲爱的人儿……”这支苏联卫国战争时流行的军旅情歌《喀秋莎》,轻柔又刚健,赢得一片喝彩。今天看看那珍藏的泛黄老照片,依然令人激动。

       那时学生虽少,教师阵容却颇为壮观。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各有造诣,讲课风格也各具特色。黄寿祺老师被誉为“国学的活字典”,讲课热情洋溢,广征博引,让我们感受古典文学的博大精深。俞元桂老师思维缜密,很有创见,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教我们如何去积累知识,真是“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黄曾樾老师既是陈衍的高足,又是留法的博士,学贯中西,常把域外见闻糅进作品分析之中,还不时对中西文学作比较,拓宽我们的视野。他极力鼓励学生提问,且有问必答。严叔夏老师是严复的公子,当时已是副校长,还教授中国古代文选课程,他学识渊博,讲课充满激情。胡山源老师是被鲁迅点评过的弥洒社代表作家。他评价学生作文从不用分数,凡优秀作文用红笔写上“作品”二字,水平一般的则标以“习作”。陈孝全的作文几乎篇篇都是“作品”。陈钟英老师当年是助教,她批改作业异常认真,不时还连同我们课堂笔记一起收去,为之订正错漏。这些精神的潜移默化,让我们受益终身。

       同学们在老师的教诲和熏陶下,在各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后经过继续学习和实践锻炼,在各自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成了学者、教授和领导,而更多的则坚守普教阵地,为培育下一代作出了默默的奉献。

       1954年夏天,我们顺利毕业,领取到钤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印和院长、系主任签署的毕业证书,从此各奔东西。直至1999年,由几个热心的同学筹划和操作,得到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在长安山举办纪念毕业45周年聚会。郑庭椿、林仲铉、陈钟英、曾一萍、林珠容等老师应邀到会,与21个来自各地的同学欢聚叙旧一整天。会终,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名句,相互激励。之后的近20年间,逢五逢十都有形式不同、规模不等的聚会,平日家住福州的同学也常有三五成群的小聚会。无奈岁月匆匆,大家都已年逾耄耋,近年来一些老友相继离世,着实令人伤感。自然规律无可抗拒,逝者已矣,但那时的班风和同学情永远镌刻在健在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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