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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红色家书”映初心

2019-2-3 14:43|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44| 评论: 0|来自: 学习时报

摘要: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建党初期,俞秀松告别家人,投身社会。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他时刻牵挂着家人和亲友,留下了一封封情真意切的红色家书,流露出对亲 ...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建党初期,俞秀松告别家人,投身社会。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他时刻牵挂着家人和亲友,留下了一封封情真意切的红色家书,流露出对亲人的思念,对革命的执着。1919年末,时年20岁的俞秀松离开杭州去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工作。他在信中对父亲说:“儿现在要做我自己的人,这事和儿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告就去报名’。”“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亨[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他对父亲反复说,“我是个自爱自奋的人,你可一点儿不要记念我”。“父亲勉励我的,我当牢牢记心头”。
 
 
       志存高远——“做一个东南西北人”。俞秀松志向远大,乐观向上,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1919年的寒假过后,俞秀松要离开家乡回杭州,他对送别的弟弟俞寿乔说:“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我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一定。”临上船时,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
 
       1920年4月,俞秀松退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来到上海厚生铁厂做工,实现他自己提出的“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并在与工人的朝夕相处中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讲道:“你说要我不必再寄身沪上,回到杭州来。我正[真]莫名其妙,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的人。身到那[哪]里,就算是那[哪]里人了。”他还特别提到,“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上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1923年,在给弟弟俞寿乔的信中,再次重申,“我已经要做东西南北人了”。俞秀松为救国救民,毅然离家投身革命,并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他还时常劝慰朋友,“做人总要乐观,要乐观,总要前进”。他曾对友人骆致襄讲“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原[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1921年3月,俞秀松被作为正式代表派往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二大,在他给父母和家中诸人的信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的代表”。俞秀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其伟大人格令人敬仰。
 
 
       敏于求知——“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俞秀松好学慎思,用知识积蓄革命的力量。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广泛接触了《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来自上海报刊上的新思想,使他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以能言善辩名扬于校,并创办《浙江新潮》,传播新思想,但他却常常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求。“现在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研究才好”,这是1920年3月,俞秀松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一段时间以来,俞秀松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家人和朋友冀望他成为“学者”,“从前我以‘学者’自夸的人,我底父亲,我底朋友,也都以‘学者’期望我的。”而离开杭州之后,“学者的念头就打破了,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但干革命也需要知识,“我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来干社会事业”。1922年,俞秀松在福州开展工作时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端端用功读书,现在到[倒]要乘机用番功夫。”“我现在每天四小时公事,但极其空闲(实在等于无事),倒是自修读书的好机会。”1927年11月,俞秀松在列宁学院深造期间写信给家人:“我虽离国三年,固无日不忧念祖国,但我现在只有努力研究学问,以为将来社会之驱使,又有何能为力!”
 
 
       淡泊名利——“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俞秀松心怀坦荡,从不追名逐利。当传言许崇智取代陈炯明当选福建省长时,其下属军官争相谋取官位,唯有俞秀松除外,他喊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在新疆工作期间,新疆省主席李溶送来委任状,任命俞秀松为省教育厅厅长,他断然拒绝,“我要是想做官,我早已回浙江当教育厅长了”。1923年,他在信中对父母说:“我平常痛骂现在做官的人,所以我在此除学军事知识外,做官两个字在脑中是没有转念的。”他对军阀深恶痛绝,“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当囊中羞涩不能接济家人时,他多次写信,“我现在不曾帮助父母负担多少责任,心中颇为不安;但我不能如那般醉迷做官发财的人同流合污去敲诈民财,一时确是不能帮助”。“我一定要以自己工作所得报酬的钱,将来总可接济若干。”俞秀松每到一地工作常兼任多项职务,尤其在新疆时期,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务,兼职工作理所当然可拿兼职薪水,但他考虑到人民的疾苦,坚决不收兼职金。新疆当局曾经要为他买小汽车,被他婉言谢绝,“我还是走走路、骑骑马好!”他一生不争名、不为利,勤勉工作,一直过着最为简朴的生活。
 
 
       1937年12月,俞秀松被诬陷为“托派”,在新疆遭到逮捕并押赴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害,时年40岁。1962年,俞秀松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经过漫长的革命岁月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俞秀松的红色家书保存至今,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追忆初心,缅怀先烈提供了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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