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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莱:献身中国65年的“洋大夫”

2019-4-8 09:11|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42| 评论: 0|来自: 河北日报

摘要: 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安葬着一位为中国人民抗日、解放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奥地利大夫——傅莱。 从1939年远渡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这位“洋大夫”足迹踏遍晋察冀边区的山山水水。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65年里 ...
       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安葬着一位为中国人民抗日、解放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奥地利大夫——傅莱。
 
 
       从1939年远渡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这位“洋大夫”足迹踏遍晋察冀边区的山山水水。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65年里,他不但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也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曾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15日,一艘远洋客轮“胜利号”缓缓驶入上海港,一位19岁的奥地利青年医生历经28天的航行后,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
 
 
        他的名字叫傅莱,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遭到纳粹追杀,1938年底,他匆匆告别亲人,踏上了驶往中国的客轮。
 
 
        虽然远隔重洋,但他早已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迹,因为觉得这样的组织和他的信念、追求一致,他毅然选择来到中国。
 
 
        傅莱先来到上海,但苦寻共产党组织未果,他又来到北京、天津,几经辗转终于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口信:欢迎他到晋察冀军区工作。
 
 
       这一消息让傅莱喜出望外,感觉“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便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并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傅莱这个名字是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取的,并说:“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军的,叫这个名字很好(‘傅莱’是德语‘自由’的谐音)。你有医学方面的特长,先到八路军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去当老师吧!”
傅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终其一生都在使用。
 
 
       傅莱热爱医学,在奥地利时曾就读于维也纳医科大学,学习内科学、传染病学、微生物检验学、X光放射诊断学等医科专业知识,还参加了医院的临床实习。早在14岁时,他就开始为奥地利共产党领导的维也纳工人保卫团运送弹药,并在老医生指导下,参加战伤救护,抢救伤员。因此,对继续从事医学工作的安排他非常愿意,不久,他便拿着聂荣臻亲笔签署的任命书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
 
 
       这个学校当时位于唐县葛公村,前身是白求恩参与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牺牲后,为了纪念白求恩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
 
 
       当时,在这里工作的还有另一名“洋大夫”——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在学校工作期间,傅莱与柯棣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边教学边救治伤员,共同沿着白求恩的足迹从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但遗憾的是,傅莱与柯棣华仅相处了一年多,柯棣华便去世了。柯棣华病危时,傅莱亲自参加了抢救。柯棣华去世后,傅莱非常伤心,亲笔撰写了纪念柯棣华的文章。
 
 
       在执教期间,傅莱付出了几倍于别人的努力。
 
 
       傅莱的中文很差,但他拒绝了聂荣臻给他配翻译的好意。一节45分钟的课,他常常要花费八九个小时备课。他一般都先用德文、英文写好讲稿,然后在同事和字典的帮助下译成汉语,随后他在汉语旁边注上发音,最后再请同事帮助他练习发音。
 
 
       为此,傅莱常常废寝忘食,挑灯夜战,聂荣臻知道后,特批给他一盏两个捻子的油灯。
 
 
       虽然他讲课常常因为发音问题引得学员捧腹大笑,但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大个子“洋大夫”的课,因为他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活泼有趣。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傅莱的汉语就说得非常流利了。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再加上天灾,边区军民的生活陷入严重困难时期。在艰苦的生活和残酷战斗环境中,傅莱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前线,一边担任教学,一边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
 
 
       他从不把自己当作特殊的一员。这位1.92米的大个子和大家一样喝稀粥吃野菜,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他也饿,有时看见锅底上还留下烧煳了的‘锅巴’,就抠下来,装在口袋里。”傅莱的夫人江国珍曾回忆。
 
 
       在1943年一次日军“扫荡”中,许多伤病员被日军炮弹炸起来的土石埋住,大家急忙抢救,傅莱没有工具,就拼命用双手挖,手上的皮都烂了,血肉模糊,但他没哼过一声。
 
 
       在经受了各种考验后,1944年,他连续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被批准,聂荣臻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研制粗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
 
 
       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傅莱还专心于医学科研。
 
 
       他把自己带来的医学资料几乎都翻烂了,还到处搜罗医学资料,只要一见到有外国人来边区,他便向人家索要或委托购买医学资料。
 
 
       1942年6月,在灵寿召开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傅莱作了题为《疥疮、结核、疟疾的诊断与治疗》的报告,随后还当选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成为卫生学校传染病教学工作的带头人,并为边区传染病防控作出了贡献。
 
 
       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流行麻疹和疟疾。由于日军封锁,边区缺医少药,军民生命和健康受到很大威胁。傅莱结合自己的传染病知识,并虚心向老中医学习,形成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用针灸治疗疟疾,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经过他的推广,许多群众和战士都学会了用缝衣针针灸治疗。傅莱的这一“发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表扬。
 
 
       1945年5月17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简短却极有分量的消息,题为《留延国际友人傅莱医生试制青霉菌素成功》。
 
 
       提起青霉素,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能杀灭各种病菌,是迄今为止在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抗生素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傅莱是中国研制粗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的先驱。
 
 
       当时,大多数在战争中受伤的伤员转到野战手术点时,已被病菌感染。此外,没有有效的抗菌药物,经扩创缝合的伤员会出现继发性感染,不少人因此致伤致残。
 
 
       马海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得救了。”
 
 
       1942年,傅莱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区卫生部检查团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目睹了边区伤病无药可治的严重情况。
 
 
       此时,傅莱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于是,傅莱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
 
 
       1944年,傅莱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以救济中国总会(UCR)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委员会(CAC)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获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
 
 
       虽然不久傅莱便收到CAC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但由于青霉素当时价格昂贵,生产厂商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对制作工艺严加保密,当时CAC寄给傅莱的资料,没有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
 
 
       1945年初,在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后,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自己动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土法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小作坊)开始研制。
 
 
       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傅莱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用一个土屋当实验室,在里面垒炕烧火,以保持恒温;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先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来保证培养液中有足够的溶解氧……
 
 
       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1945年,在英国提炼出青霉素结晶的五年后,在美国工业化生产青霉素的三年后,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粗制青霉素。这对于缓解我军用药困难,尤其是对于减轻战士外伤感染发挥了巨大作用。
 
 
       投身我国信息医学事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多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先后离开中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傅莱放弃了回国计划,决定留在仍需要他的中国。
 
 
       1945年11月,傅莱奉命来到张家口,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继续教学和科研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攻打太原和天津的战役中,傅莱冒着枪林弹雨担负战地救护工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挽救了一个又一个伤员的生命。
 
 
       后来,他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十余载。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当地的钩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情况,并撰写了大量调查和防治报告。
 
 
       虽然有着标准的西方人长相,但在傅莱心中,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外国人。借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之机,傅莱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一位国际友人到中国人的转变。
 
 
       1961年,傅莱的父亲在奥地利去世,傅莱经批准于1962年回奥地利探亲,这也是傅莱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国。
 
 
       当时中奥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傅莱同母亲的会面安排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傅莱是家中独子,虽然与父母的政见不合,但他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此前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母子相见,母亲自然很想让他留在身边。
 
 
       而当时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猜测傅莱不会回来了。但出乎意料,傅莱按期回国了。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傅莱解释道:“说实在的,我从没想过要离开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事业在中国。比起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不算高,我确实也吃过一些苦,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吃的苦远远没有中国普通战士和老百姓多。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们有时吃黑豆,我和柯棣华等却能吃小米,到延安后还有大米、白面吃;一般教员要两人合点一盏油灯,而且只许点一根捻,由于我有近视,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我单独用一盏油灯,点两根捻……”
 
 
       1962年,傅莱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原医学情报研究所)。当时,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为医院的医疗、科研和教学服务,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傅莱也开始投身我国的信息医学事业。
 
 
       为加强国内医学信息的共享,加强医学合作与交流,在傅莱的倡议下,先后建立起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六大地区的信息网络,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当时这一网络的建成,对沟通国内、国际的医学信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9年,傅莱出任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他又积极带领大家,在1987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我国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当选过第六届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多次受到政府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
 
 
       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捐赠给中国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而他则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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