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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兵工厂回到人民手中前后

2016-12-22 10:22| 发布者: ChenHan| 查看: 293| 评论: 0|来自: 人民政协报

摘要: 我在重庆任职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的三年中,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三年中经费时有时无,很不稳定,在维持最低生产量的情况下,尽量节省一些钱,充实改善职工生活。因币值贬值严重,我们曾存了些棉纱、桐油、钢材、大米、 ...

 我在重庆任职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的三年中,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三年中经费时有时无,很不稳定,在维持最低生产量的情况下,尽量节省一些钱,充实改善职工生活。因币值贬值严重,我们曾存了些棉纱、桐油、钢材、大米、食用油及燃用煤等,目的是为了保值,以便维持职工的生活。另外还在厂内发行过“点票”,以银圆为储备金,十足兑现。职工们将法币换成“点票”,在厂区内购买日用品。一时“点票”在厂区附近乡镇流通,颇受欢迎。后来,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张群打电话给兵工署办事处查询,因为那是一种变相发行货币的行为,为避免发生意外,只好收摊。

 由于二十一厂的作风不同于其他兵工厂,形成了孤立状态。抗战的艰苦时期,李承干老厂长以他的威望,在厂内外都能运转自如,而我这无威无望的人,维持这个厂则颇有难处。我只能靠全体职工团结合作,我必须真诚地依靠全体职工支持,向他们学习,重大厂务要多请教他们。我在接任厂长不久就组成了职工代表会,由150人组成,其中60%是由最有威望的工人中选出来的,它不是咨询组织,而是有决策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机构。那时按政府规定,各单位每周一举行“纪念周”,届时宣读孙中山遗嘱、负责人训话,完全是一个形式化活动。我们则利用这个“纪念周”作为职工代表会的活动时间,等于每周都有一次代表会,每次时间不长,更多的是借此机会向职工介绍厂内外的重要情况。如此就增加了工厂的透明度,从而使全厂职工更加团结。依靠职工代表会,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大问题的解决更使人感到职工代表会的重要性。如兵工署下令裁减工人,按规定厂里要裁200余人,以万人大厂减200人不应是什么难题,但当时的社会情况,失业就等于死亡。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停了工。停工后,人人都在岗位上,各工种的工人都站在他操纵的机床前边,但是不开车工作。我曾到各车间查看,我走到哪个车间,那里就开动机器,我一走出来,车间就停车,工人和我斗迷儿,实际上也是给我的最大的礼遇。我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不查不问为首者,并即时召开工人代表会,讲明一个人不减不可能,但要解决被减的工人如何安排生活,几天后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三大战役打响后,南京政府派要员回重庆策划把二十一厂的精华设备迁往昆明。来人声称为“保存国力”,要把二十一厂的工具、轻机枪、步枪、迫击炮、炮弹引信、热处理及发电等上千吨的设备、器材还有工人和家属,由重庆经过狭窄的沿山公路渝昆公路运到昆明,指定我为筹迁的主持人。

 抗战后,由于我国沿海运输线中断,二十一厂曾利用该公路从海防运进过一些物资,途中曾多次发生翻车丧命之事。为了保护这些国家财产,我们又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幸好国民党兵工署派来的王国璋是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彼此有共同语言。经协商,我们抓住国民党当局没钱和缺运输工具两大弱点做文章,把运输吨位大大加码,从而加大了运输工具的需要量及其支付的费用。这办法果然灵验,专程来重庆办此案的杨继曾似乎也不赞成迁昆之议,他收到我们提出的搬迁方案后,又加码向他的上级要车、要飞机、要钱,结果均无着落,迁昆之事从而告吹。

 当时杨继曾已接任兵工署署长,迁昆之事告吹以后,他又来重庆,召开了几次厂长会。会上兵工署特务机关稽查处长廖宗泽大谈为了厂长们的安全,必要时应派专机把厂长们送往台湾,并叫嚣不能把工厂的贵重物资留给共产党。他这么一嚷嚷,引起我们的警惕。

 杨继曾到重庆后很少外出,抱病躺在兵工署办事处。我找李式伯、杨毓芳、王铨、周有迁商量,私下去见杨继曾,听听他对我们的出路做些什么打算。杨很坦率地说:“大局动荡,难以收拾,你们管好厂就行了,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哪边都需要,不会有问题,我必须去台湾,因家属已被送走。”对他这种谈话,我们听了又惊又喜,但我们仍存戒心,不敢说出心里话,也借机提出一些要求。一、管好工厂是我们的职责,但有人声称把我们送往台湾,我们怎么办?二、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有人要索取我们将如何对待。三、工厂上万人要生活,经费断了,我们难以应对,能否设法筹划些经费。四、开会时能不能讲讲如何应对当前形势。杨在离渝前的一次会上讲:“时局困难大家要同舟共济,各厂厂长要责无旁贷地管好自己的工厂,不得有误,不得擅离职守;各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没有兵工署的调令,任何他人及单位都不得索取……”

 这些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事后他真从广州用飞机送来黄金、银元和钞票。收到这笔经费后,重庆各兵工厂在商议分配方案时决定,按各厂的经费比例分黄金和银圆,至于各厂自己如何分配,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厂自行处理。据悉各厂都是按级别分的,高级职务分得多,低级职务分得少,工人未分到金银,只分到些纸币。而我们二十一厂决定不管职务高低,不管工人还是职员,凡在工资册上注册的,包括临时工,每人都分三元银元。黄金纸币另行处理。我们分发银元时,为防意外,规定制成明细表,必须由本人亲自领取,当时不在厂的可补领,不容许代领,等等。发这三元银元时,我们一再向职工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动用它。职工称它是“救命钱”。这事直到1956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到四五六厂看望时,大家还念念不忘,特意拿出那时分的三块银元给我看。

 至于分到二十一厂的1200多两黄金,保存在厂地洞金库里。从重庆市提取时与银元钞票同时运过江的,当时有武装警卫押运,至少那些搬运工和押运人员都知道运来了值钱的东西(具体内容不知道)。银元分完后,我一直盘算着,黄金怎么保存,那是个招眼的东西,平时有警卫,钱库不会出问题。可一旦时局乱时,就无法控制,安全无保障,黄金就保不住了。

 我与唐凤鸣、封祝(会计处长)、杨孝绩(出纳课长)商量:黄金有一千多块,全厂约一万人,只好用集体保存的办法。最后决定:唐凤鸣、邵焌、封祝、周治同、陈霓和我自己各负责保管200两。这是1949年11月的事,距重庆解放已不远了。

 我当天晚上将200两金条提回家里,半夜一个人把它埋在我卧室窗子下边,对家里任何人也没说过。后来我考虑再三,告诉了挚友姚尔康黄金埋藏的地方,嘱咐他万一我出了事,请他代我交给解放军。庆幸的是,这笔黄金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安全地交给了出纳课长杨孝绩,尔后都回到了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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